11月2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指标已经确定可以完成，其中，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业已完成，节能指标有望如期实现。此前数月间，为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20％、主要污染物减排10％这一指标，各地竞相上演拉闸限电闹剧，终于在2010年岁尾画上句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一位官员对《财经》记者坦承，行政手段节能减排终归治标不治本，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在碳交易和碳税上下功夫”。
此时，节能减排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正在制定过程中，碳交易这一市场规则与碳税这一法律规则被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几无悬念。
但在总量限制依然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如何将碳交易由概念炒作落到实处，有待从政府到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抢滩碳交易所
7月19日，国家发改委气候司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作为首批低碳试点省和低碳试点市。
13个试点地区，远远无法覆盖地方的热情，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仅在中国大陆，以碳交易所或者类似名称存在的机构即已超过30家。
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都已建立碳排放交易所（多数以产权交易所名义存在）。此外，昆明、武汉、广州等地也相继设立了环境交易所。国内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呈现遍地开花态势。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高正琦对《财经》记者说，很多地方的碳交易所在工作人员配置都还空缺的情况下急于挂牌，办公地点冠以“绿色大楼”或“交易大楼”的名称。
北京环境交易所副总经理王毅刚表示，地方纷纷上马碳交易所或许是为了抢占碳金融制高点，同时为地方减排寻找一个市场化的工具，当然也不排除动脑筋向中央政府要钱、要土地、要政策。
2010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节能环保位列其中。而无论是当前国家发改委项目审批、财政部转移支付与项目资金、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均已向节能环保倾斜，“一些地方原本没有实质性的碳交易平台，只是先以这个名义拿一块地。”业内人士表示。
“选五省八市不是考虑碳交易，或者说有90％考虑的是低碳经济的概念，有产业政策的倾斜和节能概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研究员李布说。
此外，据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眼红”民间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国际买卖热络，冀望分得一杯羹，也是各地抢滩碳交易所的一个动因。
2005年之后，以CDM项目为代表的碳贸易迅速发展，现在CDM项目在中国大陆项目批准2785个、注册1079个、签发320个。
《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之时（2005年2月17日），特别是EUETS（欧洲排放贸易计划）建议EUA（欧洲配额）和《京都议定书》下CDM（清洁发展机制）产生的CER（核定减排额）的链接之后，经济一片繁荣，发达国家对减排量需求比较大，发展中国家CDM项目备受青睐。2007年－2008年，买方大量涌入中国。
买方先投入一定的成本，由专业碳资产管理公司和碳基金将CDM项目按照清洁发展机制的方法学标准，完成项目的申请注册签发等相关流程，成为CER，一个普通的碳项目就成为碳产品标准的可交易CER项目，在二级市场上马上就能以非常高的价格出手。2006年，中洁能投项目以5美元（每吨减排量，下同）卖给中介买家，二级市场转手价格则是28欧元。这进一步带动了很多买家大举进入中国，中国业主的项目一度供不应求，经历了中国业主招投标之后，风电价格都超过了12.5欧元。
对一些规模较大的环境科技公司而言，一年减排量超过3万吨的项目才会接手，以8欧元的价格来算，一个业主可以获得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收益。
出于对中央管制政策和“掺和”国际碳交易项目的预期，地方政府选择了在缺少规则的状况下“强行”进入碳交易领域。
但现时CDM项目惟有依靠“出口”。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国际部主任、VANTAGE POINT中国合伙人李峰对《财经》记者表示，为了促进碳市场更有效发展，政府先期需要做两个基础性工作，首先是做一个具有国际权威性的碳足迹的基础数据库，成立碳足迹中心。其次是制定具有国际权威性的碳核算准则，用以计算产品生产中所隐含的总的碳排放量，“有了这两个基础，才能发掘低碳经济里的商业机会。”李峰说。
五省八市获得试点利好之时，国家发改委要求，试点地区的碳指标分解和统计监测工作要先行先试，走在全国前列。国家发改委亦正与试点地区协商，将单位GDP碳排放指标分解到各地，同时单位GDP能耗指标，也有望分解到各个省市。
国家发改委同时要求，试点地区在碳减排方面要发挥能动性，并通过探索经济手段如碳金融等办法来筹集资金。
但是，国家发改委明确反对各地争相上马“碳交易所”。“即使是美国和欧盟，也分别只有一个交易所。”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说。
国内碳交易尴尬
与碳交易所雨后春笋般涌现格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0余家碳交易所数年来仅仅完成了少量场内交易。2009年8月5日，国内自愿碳减排的第一单交易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至2008年底产生的碳排放。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林健也指出，中国现有的环境能源交易市场不存在碳排放量的交易。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主要做的，只是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及资产类的交易。近来，他们也增加了碳自愿减排（VER）项目，主要是针对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的减排项目。
业内人士在谈及碳交易之时，往往举例上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总量控制成功实现酸雨减排的案例。但是，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中心一位研究员表示，至2020年碳减排40％－45％只是相对指标，而非总量减排，“因此（减排额度）就没有稀缺性，金融介入成为难题，这与美国酸雨的强制性减排正好相反。”
在这一背景下，略显正规的一些碳交易所只好选择自愿减排项目，前述场内交易即是如此。在政府尚未出台规则的前提下，北京环境交易所于2009年自行制定了自愿减排的“熊猫标准”，但上海、湖南和广东亦同时打算要做自己的碳交易体系。“这样可能引发交易标准的问题。”李布对《财经》记者说。
2010年6月，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在一个公开论坛中曾明确表示，发改委正在制定国内自愿减排市场的管理规则，预计今年底可能会完成这个制定工作。
临近年底，国内自愿减排市场管理规则依旧未出，据《财经》记者了解，管理规则已起草至第六稿，但是，缺少总量控制的弱点依旧致命。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建议，“现在中国缺乏一个定价机制。CDM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但是其量不会超过5％－10％。没有碳限额的交易没有太大意义，一定要有刚性需求。”
因此，现时许多交易所主要交易的其实是节能技术，以及一些CDM项目撮合，至于真正的市场化碳交易，还停留在“未雨绸缪”状态。
王毅刚对《财经》记者说，国内大多数环境交易所在机构设置上从属于产权交易所，实际上是采取了中国产权交易模式，即项目型交易，也就是充当项目的买卖信息中介，当买卖通过中介组织达成交易的时候，收取中介费用。
而国外成熟的碳交易是合约型交易，交易标的和股票期货交易的商品标的完全一样，买卖双方不见面，完全通过交易市场电子撮合和交割结算，属于标准化商品的交易。北京环境产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也曾略带幽默地表示：“碳限额交易相当于法拉利；我们目前只是乡间小路，只适合开拖拉机。”
国际减排贸易趋冷
与国内自愿减排市场的虚火相比，中国大陆与国际间的减排贸易却呈冷却之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成为CDM由热转冷的拐点。一些大的银行受到影响，一些工厂减产、停产，减排需求量下滑，交易量价齐跌。二级市场CER的价格从2008年的20多欧元一直跌到现在的12欧元－13欧元，并在此区间徘徊了一年以上。“但是，现在的CDM市场很平稳，期货是8欧元，现货是12欧元，这个差价基本合理。”北京一致人和国际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AGET）首席营销官焦洁对《财经》记者说。
这家公司的签约项目走势印证了金融危机的拐点说。该公司2008年的签约项目超过百个，2009年数量明显下降，2010年的目标则更为保守。“另外，2010年碳排放权的部分欧盟买家已达成减排目标，对于减排指标需求大幅降低。临近2012年，有一部分买家出现信心不足，不知道2012年后CDM市场还有没有。”焦洁说。
刚刚结束的坎昆会议加剧了企业的做空预期。一位企业负责人称，“就像辩论赛一样，对于碳减排没有明确承诺。”
业内普遍认为，2010年到2011年市场是比较黯淡的，因为第二减排期还不明朗。“CDM是一个长效机制，会继续推进下去，但会直接受到各国减排指标的影响。”只有待各国做出明确的减排承诺后，市场才会迎来春天。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清洁发展CDM的卖家。但是，由于下半年全球CDM市场活跃程度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现在国内企业对于项目最终能否获批也降低了期望值。
南非会议结果如何，全球经济何日全面复苏，国内减排总量控制标准何时细化，均为碳交易能否由虚火转向实火的有待观察的重要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