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在北京举办。本次座谈会围绕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走向、经济改革政策选择、供给侧改革和城市化政策等经济领域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下是李佐军和王小鲁二位老师的发言全文，文章略长，方便阅读，拟了许多小标题，上菜!)
▲ 李佐军 - 国务院发展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大家下午好!需要我回答的题目是四个：
1、经济态势;
2、是否已经探底;
3、经济症结究竟在哪里;
4、出路在哪里。
一、经济的态势：数据说话，处在下行通道上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经济的下行通道上，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关数据。
比如GDP，2010年是10.3%、2011年9.2%，2012年7.8%，2013年7.7%，2014年7.4%，2015年6.9%，2016年一季度是6.7%，尚未探底;
构成GDP的指标和其他支撑GDP的相关指标也是类似表现，比如出口数据，2012、2013年同比增长7.9%，2014年为6.1%，2015年下降2.8%，而2015年预定目标是6%左右，实际下降2.8%。今年1月份下降11.2%，2月份下降25.4%，3月份增长11.5%;
投资数据，2012年20.6%，2013年19.6%，2014年5.7%，而2015年10%，其中2015年1-2月份是13.9%，3月份13.5%，4月份12%，5、6月份11.4%，7月份11.2%，8月份10.9%，9月份10.3%，10、11月份10.2%，12月份10.0%。今年1-2月份10.2%，3月份10.7%;
消费数据，2012年14.3%，2013年13.1%，2014年12%，2015年10.7%，而2015年1-2月份10.7%，3月份10.2%，4月份10%，5月份10.1%，6月份10.6%，7月份10.5%，8月份10.8%，9月份10.9%，10月份11%，11月份11.2%，12月份11.1%。今年1-2月份10.2%，3月份是10.5%;
供给侧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比如工业增加值，2012年10%，2013年9.7%，2014年8.3%，2015年6.1%，而2015年1-2月份是6.8%，3月份5.6%，4月份5.9%，5月份6.1%，6月份6.8%，7月份6.0%，8月份6.1%，9月份5.7%，10月份5.6%，11月份6.2%，12月份5.9%。今年1-2月份是5.4%，3月份反弹到6.8%。
我们再看一个下行指数——PMI指数，2012年的PMI均值是50.7，2013年50.8，2014年是50.7%，2015年只有49.9。2015年1月份的时候是49.8，2月份是49.9，3、4月份50.1，5和6月份是50.2，7月份50.0，8月份49.7，9、10月份49.8，11月份49.6，12月份49.7。今年1月份只有49.4，2月份49.0，3月份反弹到50.2。
一个比较真实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指标是用电量，这个指标部分地透露了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全国城市用电2012年同比增长5.5%，2013年7.5%，2014年3.8%，2015年0.5%，2015年GDP增长是6.9%，这中间的差距大家知道反映了什么。2015年1-2月份是2.5%，3月份下降了2.2%，4月份1.3%，5月份1.6%，6月份1.8%，7月份下降了1.3%，8月份1.9%，9月份下降了0.2%，10月份下降了0.24%，11月份0.6%，12月份下降2.1%。今年1-2月份是2%，一季度是3.6%，3月份是5.6%。其中工业用电量更差一点，工业用电量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实体经济的情况，2015年1-2月份是1.3%，3月份下降4.1%，4月份下降了1.1%，5月份下降了0.6%，6月份增长1.7%，7月份下降3.3%，8月份0.8%，9月份下降2.9%，10月份下降1.9%，11月份下降1.6%，12月份下降4.9%。
所有这些指标，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大致看出中国的经济态势最近几年来尤其是这一两年来，总体还是处于持续下行的通道上。
二、经济是不是已经探底?还没有!
从两个方面思考，一个方面是经济存量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另一个是增量——新的动能是否培育了出来。只有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经济就是探底了。
(一)经济存量问题
首先分析存量问题，经过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积累了很多矛盾、泡沫和问题，众所周知的存量问题有如下几项有待解决：
(1)产能过剩，钢铁、煤炭、电解铝、玻璃、冶金、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现在需要通过去产能来予以化解;
(2)房地产经过多年的高歌猛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库存过高，形成了高房价和相应的资产价格的泡沫，也需要通过去库存等方法来化解;
(3)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高债务，或者说杠杆率过高，也有人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5%，总体来说存在着比较大的潜在风险，这也是有待化解的一个问题;
(4)影子银行过度发展，银行不良资产率不断上升，有个别银行不良资产率已经超过2%的警戒线;
(5)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剧，资源越来越短缺，重要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14年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到60.39%，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压力不断加大，雾霾已经成为不可承受之重，劣五类水超过10%，缺水的城市400多个，74个大中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不到10个。
所有这些存量问题的解决，即现有经济矛盾的解决都必须在最近这几年集中解决。如果存量问题一直还在，我想底部还不能算作已经探底。这是判断经济是否探底的一个侧面。
(二)新的经济动能是否已找到?
第二、分析新动能、新动力的培育。新动能培育的问题是指，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赖，以及当这些动力慢慢消失之后新的动能能否接力，即新旧动能的转换衔接问题，这是关键。旧的动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红利。2014年开始16-65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开始下降，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老龄化提前到来。2008年前后有研究指出刘易斯拐点到来，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人口红利消失，能够替代人口红利的新的动力在哪里?这是需要找到的;
二是资源环境的约束。过去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大规模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资源红利或者不太大的环境红利，现在已经到了临界点，必须要找到替代大规模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新的动能。
三是工业化阶段进入到了重化工业阶段的下半场。过去十多年是重化工业的上半场，主要是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时期，所以过去十多年在那些重化工业资源比较密集、重化工业比重比较高的地区都取得了高速发展，但是现在重化工业开始进入下半场，进入到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型服务业相交融发展的阶段。根据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时，拉动GDP增长的能力不如重化工业阶段的上半场。怎么找到新动力填补空缺?
四是国际环境不如以前。过去中国经济总量排在世界靠后的位置时，国际社会敞开怀抱欢迎中国加入国际舞台。但是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美国便开始围堵我们，很多国家也看着我们不顺眼，针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他们提出了TPP、TTIP等。国际环境总体不如以前，对中国的外贸出口、对外投资带来了很大冲击。我们怎么样找到新的动能克服这方面的困难?
判断什么时候真正探底，在我看来就在于观察以下两个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一是存量问题有所化解，二是增量的新动能至少开始形成架构。但现在显然这两方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仍处于探底过程中。
三、中国经济症结：核心是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
在此不做展开，真正的症结用一句话概括，即过去多年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通过以往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遇到了天花板。为什么这种粗放的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下一步无法维系?核心是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等等制度。所以症结的表象看是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深层次看，在于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体制机制还有待建立。
四、问题出路
判断中国经济探底回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需要三个方面的对策，每个方面又会有三个具体的对策。
一是培育三个意识和观念，即自信、相信、敬畏，由思想意识引导行动。所谓自信，就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是自信的表现，用“放水“的方式掩盖问题、拖延问题是不自信的表现，会耽误时机。相信，就是相信群体、相信干部，相信大家会与我们共渡难关。敬畏，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人心，要敬畏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市场规律，经济有周期性的波动，有高潮就有低潮，只要高增长不要经济调整，这是不尊重规律的体现，不尊重规律，最终一定要为规律所惩罚。但是最终需要敬畏人心，敬畏老百姓的心，这是三个意识，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出路。
二是需要在近几年及时有效地把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培育起来，因为过去的三驾马车边际效益已经开始递减，而且副作用和后遗症也越来越大，所以必须从供给侧培育新的动力。新的动力我概括为“三大发动机”，即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就是改革;结构优化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要素升级是指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信息化、知识增长等。这三大发动机对应着新一届领导提出的改革、转型、创新三个方面。全要素生产力由什么决定的?就是由以上三大发动机决定，这三大发动机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必须要在培育这三大发动机上面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
如果这三驾马车式微，而这三大发动机没有能及时有效地培育起来，没有实现有效衔接，就不可能平稳步入新常态，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大发动机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变革，因为另外两大发动机也取决于它，我们需要推进一些真正的改革，这些改革需要处理各个主体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公平配置。而在这其中唯有权力得到公平配置，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从深层次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意即释放改革红利。
当下需要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关键问题：解决存量问题，即产能过剩和高库存、高杠杆等，这些存量问题的解决必须痛下决心，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第二个关键问题：培育增量，包括培育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区域、新的品牌、新的模式等。第三个关键问题：解决在新旧产业替换、新旧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冲击。怎么通过高超的经济宏观调控艺术，通过高超的政治艺术把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谢谢大家!
▲ 王小鲁 -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谢谢大家，今天陈会长让我讲讲关于经济下行是不是已经见底了，未来会怎么样，讲讲我的看法。我想关于这一话题在经济学界可能各种看法也很多，而且互相之间分歧也比较大，我只讲讲我个人的理解。
一、经济下行的原因：发展阶段的转变与结构性因素——外需减弱，需要内需增强
首先分析经济下行的原因。这些年的经济下行大概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一)发展阶段的转变
我们过去是低收入国家，我们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很低，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80、90年代，大量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这些产业在世界上形成了比较优势。到2000年以后，我们出口进入了高速增长的时期，年均增长率超过20%，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带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到中等收入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工资的逐渐提高，我们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表现在近些年来，出口从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甚至转向负增长，其中出口下降最多的是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型产业，是这些档次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随着我们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工资的上升，过去那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经越来越弱。
比较优势的丧失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有些人说我们正在丧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工资不能提高得太快，福利水平不能提高得太快，对农民的补贴不能太多。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回不到低收入国家的时代了，中等收入国家当然要有中等收入国家相应的人均收入，相应的工资水平，这个上涨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人均收入的上涨、工资水平的上涨，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从哪儿变到哪儿呢?合理的途径就是逐步从过去低层次、以廉价劳动力优势带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型升级，转向技术更加密集、资本更加密集、人力资本更加密集的产业，也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变化。这个变化在现在有没有苗头?有，但是还没有形成形成一个大的浪潮。现在我们过去的比较优势正在大幅度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还没有形成，现在正是这个转换的时期。在这个转换的时期，外需不足、内需没有接力，于是就表现出了经济增长的乏力，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二)结构性因素——外需减弱，需要内需增强
1、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GDP的一半用于投资
如果国家的进出口结构是平衡的，那么经济增长就需要完全依靠内需带动。靠外需带动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特例，某个特定的国家，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才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总体而言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的要靠内需来带动，就是消费和投资。
可是消费和投资发生了变化。在2000年到2010年间左右，我国的消费率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大概消费率从65%左右下降到了50%以下，资本形成率大概从35%左右上升到49%。2010年以后的近几年，结构变化有所缓和，消费略有回升，储蓄率和投资率略有回落。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到2014年资本形成率仍然占GDP的46%，储蓄率占49%，也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几乎拿GDP的一半用于投资，和这个现象同时发生的就是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不仅仅是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平板玻璃，还有大量的其他产业也都存在产能过剩。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于是只好把生产能力闲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怎么可能不疲软?我觉得这其实是目前经济问题的核心。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制约因素，例如投入够不够，资本够不够，劳动力够不够，仅投入方面也可以找到很多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企业发愁东西卖不出去，而不是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品，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几年中间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构失衡，而其中的核心表现就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其中包涵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供给侧确实存在一些实质性的结构问题。但是需求侧也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就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资本生产率越来越低。在80、90年代，我们用30%左右的资本形成率，用GDP和资本形成来计算，大概在0.5左右，保持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0%;现在我们用接近50%的资本形成率拉不动经济增长，2014年为止降到了0.14。换句话说，我们那个时候是用两块钱的资本投入可以带动一块钱的GDP增长，现在是要用七块钱的投入带动一块钱的GDP增长。
2、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原因：不是老百姓爱存钱，而是政府介入太深
在我们的投资中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和低效率，这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有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老百姓喜欢存钱，因为高储蓄，所以要把储蓄的部分花出去，就需要高投资，这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这是必然。
我认为这个解释是不准确的，实际上过去十几年中间，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的不断提高，都和政府有关系，政府深度地介入了投资。我们各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都是鼓励投资，鼓励招商引资，提供各种优惠条件，甚至廉价供地、无偿供地，各种税收优惠、贷款优惠、水价电价的优惠政策等等吸引投资、招商引资。产业政策方面，鼓励在某些产业领域的投资，现在钢铁过剩、水泥过剩、有色金属过剩，很大程度上和我们过去早期的产业政策是有关系的，那时候产业政策鼓励这些部门发展。前几年鼓励七大新兴产业发展，又是一轮新的鼓励政策，减免税、各种优惠等等，这些政策导致了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比如风电产业和太阳能产业。因为政府的强刺激，新兴产业刚刚发展起来就严重过剩。
我们的宏观政策基本上是以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为基础，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刺激政策，基本上有两条，第一是政府投资，扩大投资规模;第二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结果就是刺激投资。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大量放贷，企业通过借贷做投资。这些政策的结果就是储蓄率和投资率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发生的情况。最近几年稍有改善，但是改善仅仅还在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经济疲软就直接和结构的失衡有关系，如果不能尽快经过调整，不能通过改革和政策的调整来推进结构的再平衡，那么我们经济疲软的趋势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二、近期形势及以后的可能趋势：债务杠杆率是GDP的260%，还会继续上升。
今年一季度出现了一些在指标上看是好的现象。
但是这种现象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因为增加了政府投资，国家发改委前一段时期批复了大量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纷纷开始开工上马;
另一个可能的带动因素是我们在过去经济下行中存在的减库存，企业为了降低风险，要降低库存，经过几年的周期，这个过程可能已经大致到了底，企业该适当地补库存了，但是这个因素仍然也是短期的。如果整个经济结构失衡没有根本改变，现在经济疲软的状态还走不出来;
再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近期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为了保持6.5%的经济增长率，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加大银行的放贷力度，降准降息再加上银行的其他种种措施来扩大流动性供应。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债务杠杆率在不断上升，我们经济政策目标中的其中一个是去杠杆，但是我们现在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在继续快速加杠杆。如果现在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去杠杆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据计算，我们现在的债务杠杆率是GDP的260%，而且还会继续上升。这种债务杠杆的上升预示着金融泡沫在不断增加，泡沫早晚会破灭，这就是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金融危机的风险。而如果我们现在不能适时地调整宏观政策，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虽然短期看经济走稳了，也许未来一两年内不会出现我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再往后看，我觉得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三、现在应该怎么办：全力推改革 增长低于6%亦可
在我看来，与其主要精力放在短期内保证6.5%的增长率上，不如全部放在推动改革和结构调整上。短期增长率可以低于6.5%，可以低于6%，没关系，只要长期增长可以持续，我们总的目标就可以实现。现在如果说把精力都集中在维持短期增长率上，继续实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危险性就很大。今年把增长率拉上来，之后怎么办?未来如果爆发金融危机又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好好考虑的问题。
调结构，促改革，改什么，调什么。简单地说：第一，政府从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中间退出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宣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政府仍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要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不要和市场抢工作，市场能做的政府替市场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政府不做，结果就是职能配置的错位。
政府要做什么?针对我们现在的结构失衡，我们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过高而消费率不足，现在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善公共服务，改善社会保障，改善转移支付从而促进居民消费的回升。在这中间，还有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现在城市居民中城镇常住人口中的三分之一是没有户口的农村转移人口。这些人长期在城市打工，但是没有取得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大部分人没有被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大部分人很难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或者只能享受到其中的某些部分，他们不能在城市里安家落户，打工到老也只能返回农村，而农村又不是一个回去之后他们能够适应的生活环境。有些人从十五六岁、十七八岁、二十岁就在城市打工，一天农活也没干过，失去了务农技能，等到老了回到农村不能务农。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消费和储蓄结构失衡问题就解决不了，经济增长的疲软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前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
怎么办?政府已经提出了目标，2020年要给1亿人上户口，上户口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都能享受到了。但是这个目标不是一个过高的目标，可能还有点偏低，因为现在城市就有2亿多人没有户口，2020年这个数字还会更多。解决了1亿人，至少还有1亿多人，甚至2亿人没有户口。现在，1亿人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根据现在各地的情况看，进展非常缓慢，原因是地方政府要从收入变成支出了，有了很大的畏难情绪或者抵触情绪。过去农民工进城打工，政府财政收入可以提高，地方GDP可以提高，企业利润也可以提高，政府不用付出任何东西。但是现在需要还这笔债，把这些人安顿下来，让他们名副其实地变成城市的市民，当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这些职能，需要安排相应支出。这项支出，很多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在这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推进措施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结构调整还是很难进行的。我就简单说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