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九月秋高气爽，而位于南半球、拥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的澳大利亚则春意正浓。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受邀的行业媒体，《中国能源报》记者于9月22日参加了在墨尔本举办的“2014国际矿产资源峰会(IMARC）”。
本报记者在会议现场获悉，维多利亚州（以下简称“维州”）政府正在力推褐煤出口，释放积极信号吸引中国投资。“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有多家中国企业对维州的褐煤十分感兴趣，相关事项仍在讨论，”维州政府能源及资源部部长Russell Northe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现得信心十足。
褐煤储量得天独厚
澳大利亚是继中国、美国和印度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煤炭生产商。除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的煤矿资源外，维州的首府墨尔本也因其褐煤的巨大储量闻名全球——位于该城东部的拉筹伯山谷坐拥世界上储量最大的褐煤矿，是整个维多利亚州电力供应的能源命脉。
“维州150亿吨的褐煤储量让我们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Russell Northe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维州83.5%的电力需求是由褐煤提供的，其余5.2%来自风能，4.5%来自水电，4%来自燃气，2.7%来自太阳能等其它可再生能源。”
此外他还表示，维州目前还有大量的煤矿资源未对外界开放，“我们现在就有130亿吨的煤矿还未进行分配与应用。”
据了解，褐煤是一种低级煤，品质会随矿藏的条件变化而变化，但因其有易点燃，燃烧彻底、低硫等特点常作为火力发电厂的燃料。
Russell Northe告诉本报记者，“维州的褐煤优点在于易挖掘，埋藏深度浅，作为发电燃料，褐煤的价格较为低廉。”
政府发力吸引中国投资
据了解，澳大利亚不仅是煤炭生产大国，也是全球第二大煤炭出口国。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投资部主管Jane Madden在会上表示，“2013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煤炭出口量占到了总出口量的21%。”
“维州政府现在正想力推褐煤出口，”曾参与多起中澳资源并购项目的Chambers&Company国际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百善(Robin Chanmbers)对本报记者表示。
记者获悉，目前维州政府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来协助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者进行煤矿投资，“维州政府已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共同对三个高阶褐煤项目发放了7500万澳元的支持资金，”Russell Northe介绍说。
据悉，今年6月，中国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中标了价值1.19亿澳元的褐煤提质开发项目，澳洲政府为其提供了2500万澳元的补贴。这一项目预计每年将加工58万吨型煤，并将出口到上海供当地电厂使用。
据了解，其它两个示范项目为“澳大利亚煤炭能源（Coal Energy Australia）”以及“点燃能源资源（Ignite Energy Resources）”，分别提供3000万澳元和2000万澳元用于开发价值1.43亿澳元和8430万澳元的煤炭示范工厂。
会上，Russell Northe还宣布了一项由维州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的价值1500万澳元的矿物勘探项目。他还表示政府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一项名为“矿业设备与技术服务”的支持项目。
除了积极有力的项目支持与财政补贴，澳大利亚政府还在今年相继取消了矿产租赁税和碳税。
“我每次去中国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这两项税费，这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是最大的担忧，好消息就是现在它们都废除了，”张百善对此表示，“从现在看，中国在澳大利亚煤炭的投资机遇是非常不错的。”
此外，澳大利亚港口和运输能力的不足一直在困扰该国的煤炭出口。“在基础设施方面，澳大利亚仍需要更多地投资，”张百善表示。
对此，记者了解到，在基础设施方面，维州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投资270亿澳元用于各类货运公路的项目建设。“我们也在开发黑斯廷斯港，”Russell Northe还指出，“任何煤矿项目的提议方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给予协助。”
Jane Madden也在会上表示，“在过去的5年中，澳大利亚的煤炭出口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矿业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在增加。”
投资海外需做好功课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参会嘉宾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进口澳洲的煤炭，一是因为运输成本的考虑，例如中国的南方地区更愿意从澳洲买矿；二是这里的煤质量好，中国的煤虽然多，但是质量参差不齐，品种也不齐全。”据了解，中国的优质煤较少，而进口煤的质量与价格优势明显，这是导致国内煤炭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
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来自中电投国际矿业投资公司的商务公关部主任于佳就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澳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
对此，紫金矿业集团在澳控股子公司Norton Gold Fields Limited的商务拓展经理王铁表示，“澳大利亚的政策环境并非不稳定，虽然审查严格，但只要按照政府要求一般都是没有问题，投资环境还是很好的。”国内一家新能源民企的海外业务经理也曾对本报记者表示，澳洲的政策风险较小，整体投资环境较好。
针对有意来澳投资矿业的中国企业，Russell Northe建议说，“一方面要确保与政府尤其是商务部门建立良好的联系，对于社区保护的规章制度要格外留心，同时要兼顾社会环保团体的看法与建议；另外一点就是要确保项目有足够的基础设施，便于产品的市场营销与运输。”
金杜律师事务所顾问赵京川在会上介绍说，“中国企业投资澳洲，首先要面临的风险是政府审批，主要是要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的批准以及反垄断的申报（ACCC），此外就是充分考虑当地的法律制度，例如矿权、原住民权益、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还有就是融资的风险。”她建议中国企业要“知己知彼”，充分做好行业与法律调研。
张百善也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企业的尽职责任报告做的不够彻底，例如企业开采前未进行充分的评估就把钱投进去了，这导致一些中国企业投资额度往往高于实际所需投资额度。”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潜在投资者，维州政府专门在中国设立了商务办事处，并通过州政府的贸易投资机构来帮助中国企业在该国拓展业务。
